在中國人心目中，大至天道運行，小如日用器物，深到修身養性，無不以倫理為本位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概以倫理為出發點和歸宿。倫理在中國, 內化為修己之道，外化為治人之政，已超出一般意識形態的范疇，形成一系列的社會制度，即禮治秩序，這是禮俗社會的實質。

　　禮在中國不僅是道德信仰和思想觀念，也是日用消費品分配的準則和人際交往的規范。日用器物對消費者來說兼有物質待遇和精神待遇雙重價值。早在先秦時期，荀子就為這種分配方式提供了理念：“德必稱位，位必稱祿，祿必稱用。”（《荀子·王制》）有德才有位，有位才有祿，以物可以觀位，以德又可量物，道德表現、社會地位與財祿器用相應相稱。權力通過日用器物的等級分配，物化為各個階層生活方式的差異，這是社會模式，也是文化模式，正如司馬遷所說，禮能“宰制萬物，役使群眾”。管天、管物、也管人，這是意識形態與社會生活高度契合的形態。

　　對于“風俗”，中外文化有不同的認識和闡釋。古人稱之為“風俗”的，今人稱之為“民俗”，這一字之差，表現了中國風俗的特色。“風”，出于《尚書· 說命下》：“咸仰朕德，時乃風。”后世解釋為“風，教也”。“俗”，鄭玄在《周禮注》中釋為“土地所生，習也”。所以風俗在漢語的語義中，帶有對“俗”進行教化的寓意。這才有所謂：“道德仁義，非禮不成；教訓成俗，非禮不備。”（《禮記·曲禮》）突出以禮治俗的統治思想，受到歷代帝王的重視。為政必先究風俗，觀風俗，知得失，這是歷代君主恪守的祖訓，帝王不僅要親自過問風俗民情，委派官吏考察民風民俗，在制定國策時作為重要參照，并由史官載入史冊，為后世的治國理政留下治理風俗的經驗。

　　所以，禮與俗，無論就其社會功能還是文化屬性來說，分處于國家與民間的不同層次。孔子說“禮失而求諸野”，“禮從宜，使從俗”。有生活才有規范生活的禮，所以俗先于禮，禮本于俗。俗一旦形成為禮，上升為典章制度和道德準則，就具有規范化的功能和強制性的力量，要求對俗進行教化和整合。所以禮雖然起源于俗，卻高踞于俗之上，成為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主流，其涵蓋面之廣，幾乎成為中國文化的同義語，而在西方思想史中根本找不到與“禮”相似的語詞，這是有別于西方，從中國社會土壤中形成的特有概念，理應成為本土社會文化史的重要概念。

　　從禮俗互動的視角考察中國人的衣食住行，有助于深入認識中國的國情和民性。例如中國人傳統的住房多以平面建筑為主，為什么很少向高層發展？地理環境、建筑材料固然有影響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社會制度的制約和社會觀念的崇尚，緣于禮制以尊卑貴賤的等級限定民居的高度，即使擁有錢財，也不能隨意建高層。不向高處發展，就橫向發展，因此形成一進或多進的深宅大院。

　　中國人崇尚金木水火土五行學說，土是承載負重的大地，木能建構空間，土和木是建筑平房的最佳材料，卻不宜造高樓，所以中國的民居沿著地平線延伸，平穩舒緩、布局均衡。每所住宅由東西南北四向構成四合院，正房、偏房、廂房、穿廊，主次分明，充分體現一家之中長幼有序、上下有分、內外有別的規則。所以中國人的衣食住行、婚喪節慶，不論形制、儀式和內容，莫不體現出禮制的主導作用。

　　再以飲食為例，隨處可見飲食烹調與倫理政治相通的傾向，普普通通的日用器物，一旦注以倫理政治的觀念，立即神圣不可侵犯，鼎就是突出的一例。

　　鼎，自古以來被認為是國家的重器，其實是只飯鍋，古人認為是“調和五味之寶器”。用寶器供奉祖先和神靈，施行祭祀的重大禮儀，這就不同凡響，因而被尊為禮器。傳說黃帝鑄造了三只鼎，以此象征天地人；夏禹收羅全國的金屬，鑄成九個大鼎，作為傳國之寶。周滅商后，移九鼎于鎬京，舉行隆重的定鼎儀式，自此，定鼎喻為國家政權的奠基，鼎也就成為權力的象征。鼎有了這樣特殊的價值，就不能再為普通人所擁有，因此又有列鼎制度。天子可以有九鼎，諸侯七鼎，大夫五鼎，士三鼎。士、大夫、諸侯、天子，權力愈大擁有的鼎數就愈多。調和鼎鼐這一本來純屬烹飪的術語，在古代亦可作為宰相治理國政的代稱。春秋時晏嬰對齊景公談論君臣關系時，以和羹作比喻。孫子論兵學是烹飪之學，《淮南子》論治學以烹飪為例證，老子的“治大國若烹小鮮”傳誦千古。這些都是古代著名的政治家，他們不厭其詳地從烹調方法論及國家大事，是治國理政高度權術化的表現，也是倫理政治對生活強力滲透的結果。

　　總之，在傳統中國，衣食住行，百姓日用，無不具有倫理的意義，有的已成為政治倫理的符號，這種生活方式在世界上也屬獨一無二。從這里可以理解任繼愈先生為什么強調，外國人學漢學要從認識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開始。 （作者劉志琴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）